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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古今中外，到底有多少官员稀罕青史留名，翻翻古书，看看现实，不就推测出来了吗？林接触过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官员，认为他们发展本国经济的愿望非常迫切，这一点我也不否认。
但当一些人以西方发展的统计数据参考时，很容易得出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质疑单靠城镇化并不会对经济起到作用。这显然是是一种传统且保守的西方式结论。
中国政府在整体经济中的影响力远非西方政府所能比，而李克强也正在努力发挥两者的优势来改造中国经济，克强经济学的核心随之开始清晰的展现出统筹市场经济学的概念，即将政府在经济整体统筹上的优势与市场自然调解的优势结合起来，从而规避单纯市场经济所暗含的市场失序和盲目竞争的风险。而这也是中国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所需要的。这是与西方经济学最大的不同。进入专题： 城镇化 。当然，要发挥城镇化的这些巨大价值，简单地依赖市场在短期内做不到，需要催化剂。
而这种纯客观性是西方经济学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灵魂。强调政府统筹作用的中国政府，自然会在制定政策时考虑这一点，能够为社会和经济的提升发挥最大边际效用的发展方向当然会成为政策的聚焦点并将之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引擎的位置，而现阶段这个方向就是城镇化。来源: FT中文网 进入 张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朱镕基 李克强 。
为此，在技术与产业升级问题上，他似乎试着做减法：努力避免整齐划一和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的干预，减少政府部委过多的干预，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而不是留在中央部委，给予地方更多的试验空间和自由。中国是否能平稳过渡到新的增长阶段上去，是李克强总理面临的挑战。由于地方向中央隐瞒真实收入并获得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因此，中央财政向人民银行的透支和货币超发便难以避免看来，朱镕基与李克强都站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候。
例如彭博社此前称，李克强总理可能成为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首位达不到年度增长目标的总理，而上一位正是朱镕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对之前财政过度分权的一个反应。
我一直说，分税制改革是江泽民执政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最重要一环，有了它，中央与地方才在分权与集权的循环中实现了激励的一致性，维持了确保经济繁荣与政治稳定的利益结构。而这一点常常令很多经济学家不解。正相反，增长过快的冲动在当时很可能令人头痛。过去5年，出现资本回报下降的产业资本正在努力从沿海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落户。
即使经济学家的争论从未休止，但过去10多年来中国政府显然一直努力在加强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的干预力度和中央部委相对于地方政府的权势，2008年以来尤甚。所以，朱镕基改革最重要的内容应该是重新确立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采用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替换之前实行的财政承包制。这样的做法和政策正在受到知识界和社会精英们越来越多的批评。产业和技术的转型升级是克强经济学的核心命题。
中国是否能平稳过渡到新的增长阶段上去，是李克强总理面临的挑战。来源: FT中文网 进入 张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朱镕基 李克强 。
这包括中国与欧美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固定的汇率开始受到指责而被迫升值。那么，这与朱镕基有什么关联？一些评论家们习惯于用下列现象把今天的李克强与当年朱镕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很多经济体在这个过渡期里束手无策而陷入长期增长停滞。所以，改革的直接目的是纠正赵紫阳时期中央向地方的过度分权造成的一系列不利后果，并不是为了确保GDP的增长。但是，相同的改革不会重复。因此，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持续的增长会变得困难，增长停滞的威胁不断出现。这些现象可能是指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风险的积累，或者是指政府机构改革的不明朗的前途，也可能是指中央财政收入近期出现的再度下降。2011年11月4日在英国诺丁汉大学举办的The World Economy年度中国讲座中，我以《朱镕基可能是对的：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为题发表了英文演讲。
当年的朱镕基不得不与地方大员作战，要通过财政再集权来扭转中央收入的相对下降和为释放巨大的增长潜力而稳定宏观经济，而今天的李克强则不得不与地方大员合作，要通过向下的分权来培育和维护自下而上的创新与转型升级的动力，终止经济的过早放缓。这些日子，媒体上对朱镕基改革的评价似乎突然变得正面起来。
正如黄育川(Yukon Huang)教授最近正确指出的那样，这个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如此看来，李克强今天面临的问题当然不再是被计划经济成分和庞大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困扰的问题，不再是中央与地方激励不兼容的问题。
从我6月19日在FT中文网首次公开发表《为什么李克强按兵不动？》一文之后不久，巴克莱银行大胆地猜测了李克强的政策要点并贴上克强经济学的标签。事情的戏剧性变化源于克强经济学一词的出现。
在演讲中，我分析了分税制改革的方案设计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原因。即使在经济学家内部，大凡谈起税收快于GDP的增长、土地财政和房价过高、医疗与教育资源的过度市场化等，朱镕基在1993-1998年间强力推行的改革明里暗里都成为被指责的对象。事实上直至上个月，朱镕基在20年前开始推行的改革政策还常常遭人诟病。而且，在分税制以后，不仅中央财政集中了足够的收入，而且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利益同盟不再牢靠，这使得后来朱镕基推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变得相对容易。
跟朱镕基不一样，李克强要解决的难题是如何防止一个依然拥有增长潜力的经济发生增长过早放缓的问题。一个习惯于在给定的技术和产业目录上鼓励增长的经济如何自主实现技术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这是李克强政府正要回答的难题。
由于地方向中央隐瞒真实收入并获得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因此，中央财政向人民银行的透支和货币超发便难以避免。在增长模式转换的过渡期内，这当然是对持续增长的必要支持。
长远来说，除了资本的转移，在新的成本和劳动力结构条件下，中国需要激励能不断提升生产率和鼓励附加值升级的经济活动以进一步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差距。的确，看上去这些现象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都出现过，甚至更严重。
后者一直被认为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领导者，当时他辞退了5千万名国企的员工，还削减和整治了臃肿而低效率的行业。我的答案简单来说就是，与1994年之前中央与地方间实行的收入分成制不同，1994年的分税制则更接近了财政联邦主义的机制。中央不断恶化的财政状况和宏观经济大起大落的问题也早已淡出我们的视野。不可否认，朱镕基改革之后的20年间中国经济迎来了黄金增长时期。
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增长潜能的最大值出现在了朱镕基的那个十年（1993-2003年间），但却有足够证据表明，1984-1994年间实行的向地方的过度分权以及庞大而低效率的国有部门的存在不能帮助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妨碍了增长潜能的持续而充分的释放。中国不仅幅员广大，而且内部各地区之间的生产率水平差距巨大，这意味着仅仅是资本在地区间的再分配就能立刻帮助改善落后地区的增长率，并提高整体的生产率水平。
事实上，即便对计划体制的改革是局部的，实现GDP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在那个阶段并不是什么问题。像安倍经济学那样，这一概念在媒体上迅速走红。
发展中的经济出现增长的过早放缓很像劳动力市场中的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 unemployment）。很多评论家们并不完全清楚的是，20年前，朱镕基推进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要扭转中央财政收入的相对下降和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
